讀 余光中《哀中文之式微》
這篇文章基本上把這一代人的文字上所犯的錯誤都指出來了。不過很多時候不經意犯下的錯誤習慣了之後就不會覺得有問題，文中所說的我有時候不經不覺中也會犯。
無論是中國內地還是香港或台灣，教育制度上的弊病一直存在且難以改善。單以香港為例，甚麼都教，甚麼都需要學，到頭來甚麼都不會；英文和中文、文言文和白話文，為求及格用盡所有方法，最後無論哪樣都沒學好，都只是「半桶水」。現在很多香港人的英文比中文好多了，可能是因為文中所說的「人人都幻覺自己『本来就會』」，可惜幻覺只是幻覺而已。中文字的運用可比單純的表情達意，或者準確而言——只是讓對方明白自己在說甚麼，複雜多了。
我老師曾經說過，中華文化可以傳承幾千年，還是得歸功於中文字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；因為中文不像英文，英文是靠讀音拼出來的，而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會不停地轉變。但是自從我們的規範語言從文言文變成白話文，讓大部分人理解古文已經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了。不知道多年以後，將來的人看我們現在的文字，會否又如現在的我們看文言文般不知所云？
還有一個問題，是撇除那些壓根兒不重視中文的人，即使是某些寫手們，也總會或有意或無意地模仿翻譯腔或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文字。並不是說魯迅、胡適等人文筆不好，而是當時他們還處於一個摸索階段，我們現在再模仿那時候的文字，難道不是一種退化的返祖現象麼？
不知從何時起，出現了看不懂就等於高深的（偽）文藝思想。模仿英文語法寫出來的中文語句、文言和白話胡亂夾雜的文章、一句里運用過多的「大詞彙」(big words)、過多的形容詞向讀者砸來......這樣確實與一般的文章不一樣，看起來高深莫測，但實際上只會令讀者覺得很累。如果寫作的前提不是為了讓讀者看懂，我不知道發佈出來還有甚麼意義。
余光中《哀中文之式微》
「关于李商隐的锦瑟这一首诗，不同的学者们是具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。」「陆游的作品里存在着极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。」类此的赘文冗句，在今日大学生的笔下，早已见惯。简单明了的中文，似乎已经失传。上文的两句话，原可分别写做：「李商隐锦瑟一诗，众说纷坛。」「陆游的作品富于爱国精神。」中文式微的结果，是舍简就繁，舍平易而就艰拗。例如上引两句，便是一面滥用大而无当的名词（理解方式、高度、爱国主义），一面乱使浮而不实的动词（是具有着、存在着）。毛病当然不止这些，此地不拟赘述。
日常我所接触的大学生，以中文、外文两系最多。照说文学系的学生，语文表达的能力应无问题，而笔下的中文竟然如此，实在令人担忧。我教翻译多年，往往，面对英文中译的练习，表面上是在批改翻译，实际上主要是在批改作文。把「我的手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灵活性」改成「我的两手都不灵了」，不是在改翻译，而是在改中文，翻译如此，他如报告、习作、论文等等，也好不了许多。香港的大学生如此，台湾的大学生也好得有限。
此地所谓的中文程度，卑之无甚高论，不是指国学的认识或是文学的鉴赏，而是泛指用现代的白话文来表情达意的能力。然则，中文何以日渐低落呢？
现代的教育制度当然是一大原因。古人读书，经史子集，固亦浩如烟海，但究其范围，要亦不出人文学科，无论如何，总和语文息息相关。现代的中学生，除了文史之外，英文、数学、理化、生物等等，样样要读，「于学无所不窥」，俨然像个小小博士。要我现在回头去考大学，我是无论如何也考不取的。中学课程之繁，压力之大，逼得学生日与英文、数学周旋，不得不将国文贬于次要地位。所谓国文也者，人人都幻觉自己「本来就会」，有恃无恐，就算临考要抱佛脚，也是「自给自足」，无须担心。
文言和白话对立，更增加中文的困难。古之学者，读的是文言，写的也是文言，尽管口头所说与笔下所书大不相同，形成了一种病态，可是读书作文只要对付一种文体，毕竟单纯。今之学者，国文课本，读的大半是文言，日常写的却是白话，学用无法一致，结果是文言没有读通，白话也没能写好。两短相加，往往形成一种文白夹杂的拗体。文白夹杂，也是一种不通，至少是不纯。同时，国文课本所用的白话文作品，往往选自五四或30年代的名家，那种白话文体大半未脱早期的生涩和稚拙，尤其浅白直露者，只是一种滥用虚字的「儿化语」罢了。中学生读的国文，一面是古色斑斓的文言，另一面却是「我是多么地爱好着那春季里的花儿」一类的嫩俚腔，笔下如何纯得起来？
不纯的中文，在文白夹杂的大难之外，更面临西化的浩劫。西化的原因有二，一为直接，一为间接，其间的界限已难于划分。直接的原因，是读英文。英文愈读愈多，中文愈读愈少，表现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，都不兔渐受英文意识的侵略。这一点，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，最为显著。「给一个演讲」，「谢谢你们的来」，是现成的例子，至于间接的影响，则早已弥漫学府、文坛与大众传播的媒介，成为一种文化空气了。生硬的翻译，新文艺腔的创作，买办的公文体，高等华人的谈吐，西化的学术论著，这一切，全是间接西化的功臣。流风所及，纯正简洁的中文语法眼看就要慢慢失传了。三五年之后，诸如「他是一位长期的素食主义的奉行者」的语法必成为定格，恐怕没有人再说「他吃长素」了。而「当被询及其是否竞逐下届总统，福特微笑和不作答」也必然取代「记者问福持是否竞选下届总统，他笑而不答」。
教育制度是有形的，大众传播对社会教育或「反教育」的作用，却是无形的。中文程度低落，跟大众传播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。古人可以三年目不窥园，今人却不能三天不读报纸不看电视。先说报纸。报纸逐日出版，分秒必争的新闻，尤其是必须从速处理的外电译稿，在文字上自然无暇仔细推敲。社论和专栏，要配合时事近闻，往往也是急就之章。任公办报，是为了书生论政，志士匡时，文字是不会差的。今人办报，很少有那样的抱负。进入工业社会之后，更见广告挂帅，把新闻挤向一隅，至于文化，则已沦为游艺杂耍。报上常见的「翻译体」，往往是文言词汇西化语法组成的一种混血文体，不但行之于译文，而且传染了社论及一般文章。「来自四十五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代表们以及观察员们，参加了此一为期一周的国际性会议，就有关于成人教育的若干重要问题，从事一连串的讨论。」一般读者天天看这样的中文，习以为常，怎能不受感染呢？
自从电视流行以来，大众和外面的接触，不再限于报纸。读者变成了观众或者「观听众」，和文字的接触，更疏远了一层。以前是「读新闻」，现在只要「听」新闻甚至「看」新闻，就够了。古人要面对文字，才能享受小说或传奇之趣，今人只须面对电视，故事自然会展现眼底，文字不再为功。荧光幕上的文字本不高明，何况转瞬已逝，也不暇细究了。「消息端从媒介来」，麦克鲁恒说得一点也不错。我曾和自己的女儿说笑：「男朋友不准打电话来，只准写情书。至少，爸爸可以看看他的中文通不通。」
戏言自归戏言。如果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的方式任其发展，中文的式微是永无止境，万劫难复的。